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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11月22日,第30次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30)在巴西贝伦落幕。闭幕式上,COP30主席宣布通过新的气候行动总体协议,呼吁各国加速推进气候行动。但令人关注的是,最终文本并未出现任何明确提及“化石燃料”的措辞,也未就煤、石油和天然气的淘汰或减量路径形成共识。在大会谈判期间,欧盟曾与80多个国家共同推动将“化石燃料淘汰路线图”写入协议,但遭到沙特阿拉伯、俄罗斯等主要产油国的反对。经过多轮谈判,欧盟最终选择不阻挠协议通过,但明确表示不同意最终文本的内容。
大会的气氛也因关键参与者的缺席而显得格外复杂。尽管本届COP30吸引了190余国代表参会,但美国官方代表团的再度缺席。在峰会尾声,美国政府更是宣布美国沿海新区供油气钻探的新计划。针对当前国际气候合作的困境,联合国气候负责人 Simon Stiell表示气候怀疑论、内部分歧与地缘政治紧张已对国际合作造成严重冲击。
在IPP荣誉教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创意和可持续发展中心顾问理事梅里·马达沙希(Mehri Madarshahi)看来,COP30呈现出明显的“进退交织”。一方面,部分融资与适应领域保持了多边合作的框架;另一方面,在最关键的化石燃料议题上却因产油国合力而难有突破。美国首次缺席造成谈判现场的领导真空,而适应融资的扩张某种程度上也是以削弱减排力度为代价。最终成果虽有亮点,却远未达到应对气候紧迫性的行动速度。
这一切共同指向一个关键问题:在地缘政治对立和发展道路分化加速的背景下,COP机制是否仍能维持其原有的效能?答案将深刻影响未来全球气候治理的走向。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荣誉教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创意和可持续发展中心(ICCSD)顾问理事
贝伦举行的COP30落幕后,国际社会迎来了一个必须重新审视的时刻。此前舆论多将焦点放在谈判过程本身。实际上,峰会最终的成果及其背后的政治选择,更值得系统性地分析。
COP30召开之际,全球正面临愈发严峻的气候冲击、加速碎片化的地缘政治环境,以及国际社会对化石能源、气候融资和韧性建设采取更果断行动的强烈期待。距离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仅剩五年,这场峰会因此被普遍视为一场“压力测试”——国际社会是否能够真正把先前的承诺转化为可执行的方案和路径?
然而,COP30并不仅仅为年度气候外交画上一个句号;它更呈现出一幅关于全球气候治理走向、局限与动态变化的图景。尽管大会在气候适应(Adaptation)、健康韧性 (health resilience)和森林融资(forest finance)等领域取得了进展,但最终协议却刻意避开了化石燃料这一全球排放的核心问题。“有所突破”与“刻意回避”并存的结构性矛盾,将深刻影响未来的气候合作。
在地缘政治持续碎片化的背景下,COP30也提出了一个更加迫切的问题:气候大会是否仍具备推动体系性脱碳的能力,抑或正在转变为只能“管理”而无法真正化解危机的场合?
本文将分析贝伦成果的深层影响,梳理COP30的成就与不足,并探讨其可能为下一阶段气候外交留下了怎样的“遗产”。
在贝伦举行的COP30肩负着两大使命:一是推动各国进一步提升减排雄心,二是重建外界对多边气候治理的信心。在COP28仅给出“逐步远离化石燃料”的模糊表述之后,外界期待COP30能够拿出一份更具操作性的路线图——包含明确的时间表、重点行业基准以及关键节点,从而缩小全球减排的缺口。
各方对本届大会寄予厚望,希望其能够重新确认“贝伦1.5°C目标”,在2030年前加快重点部门减排,提出可信的净零路径,并推出“巴库至贝伦1.3万亿美元路线主席国阿塞拜疆与COP30主席国巴西联合推出的一份气候融资路线年,每年为发展中国家动员至少1.3万亿美元的气候资金)相匹配的融资框架。相关规划旨在整合多元资金来源,通过新的融资目标优先支持适应工作,并设置可量化的指标以跟踪整体进展。
由沙特阿拉伯、阿拉伯国家集团、俄罗斯及若干立场相近的发展中国家组成的反对阵营,在削弱乃至稀释最终文本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他们的表态反映出一个长期存在的矛盾:减排雄心、国际公平与各自经济利益之间,始终存在难以调和的结构性张力。
产油国的集体态度实际上对任何具有约束力的化石燃料承诺形成了事实性否决。最终协议的文本只能保留“推动能源系统转型”和“扩大可再生能源”的措辞,而对“逐步淘汰化石燃料”的明确表述则被完全删除。
沙特阿拉伯及阿拉伯国家集团的立场,虽然以“公平”和“发展”为理由,但在谈判实践中却成为阻挡任何实质性油气减量承诺的事实性否决。他们坚持“技术中立”,并强调以碳捕集(通过技术手段捕获并处理二氧化碳的系统)等技术为主的减排路径,反映出在科学已明确要求快速、结构性转型的当下,这些国家仍试图延长对化石燃料依赖的考量。
沙特阿拉伯的反对并非单纯的阻挠,而是基于一套自洽的战略逻辑:他们认为快速淘汰化石能源既不公平、技术条件尚未成熟,也可能引发地缘政治震荡。因此,沙特主张以技术路线作为转型主轴,特别是推动“循环碳经济”(Circular Carbon Economy)框架,通过碳捕集、再利用等手段减排,而不是直接削减化石燃料开采量。这一模式使能源生产国能够在维持化石燃料驱动的经济增长的同时,投入发展低排放技术。
在阿拉伯国家集团的协调下,COP30最终未能就具有约束力的化石能源减排承诺达成一致——即便小岛屿发展中国家(SIDS)、欧盟以及部分拉美国家多次施压也无力扭转结果。沙特的立场背后是一套明确的政策逻辑:拒绝任何形式的“逐步淘汰”表述,主张以碳捕集、氢能等“低排放技术”为主的路径;强调能源安全和各国国情差异;反对对化石燃料采取不对称政策。这种做法既延续了化石能源驱动的发展模式,又通过投资减排技术在事实上延长了油气产业的生命周期。
其他行为体——包括非阿拉伯的化石燃料生产国以及非洲集团部分成员——也因为经济结构对化石能源的依赖、就业转型的压力,以及对能源可及性和外部附加条件的担忧,而倾向支持更弱化的表述。在这样的谈判格局下,小岛屿发展中国家(SIDS)、最不发达国家(LDCs)以及众多非洲脆弱国家,不得不面对远超其自身谈判能力的政治力量。
与此同时,《贝伦健康行动计划》(Belém Health Action Plan, BHAP)的通过,使“气候韧性卫生体系”正式成为全球气候行动的关键支柱之一。森林保护方面也迎来新的动力——“热带森林永续基金”的启动通过混合融资奖励热带森林保护,并配套推出海洋保护、数字创新和气候智慧型农业等相关倡议。在地缘政治裂痕日益加深的背景下,这些举措在一定程度上维系了多边合作的精神。
会议成果还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IPCC的权威性:将其评估报告与未经同行评议的材料放在同等地位,使气候谈判赖以支撑的科学基础受到动摇。虽然融资承诺在数字上看似可观,但在责任分担、资金落实时间等核心问题上仍缺乏明确方案;多个倡议——尤其是与森林相关的项目——又过度依赖尚未成熟的市场机制和非约束性承诺。加上会务组织不力、与原住民群体的紧张关系等操作层面的问题,也进一步影响了东道国进程的公信力。
本次峰会凸显了未来气候外交面临的核心难题:如何在化石能源依赖型经济的发展路径与快速、系统性减排的紧迫需求之间求得平衡。尽管政治分歧趋于尖锐,但多边合作的必要性仍不容忽视。COP30显示,未来的气候大会或许难以再达成全面性的宏大协议,但它们依旧是科学紧迫性与政治现实正面碰撞、展开博弈的关键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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